从“崛起”到“高质量发展”:中部六省一体化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崛起”到“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将迎来新发展格局下的全面升级。值得关注的是,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部六省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金融时报》记者: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部六省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同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当从“崛起”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紧密六省间的联系,加强中部地区市场、产业、交通的一体化布局,将成为打开新局面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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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崛起”到“高质量发展”:中部六省一体化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记者 赵萌

主 持 人:《金融时报》记者 赵萌

特邀嘉宾: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徐洪才

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级高级研究员 李佩珈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为位于中国版图“腰杆”的中部六省高质量发展勾勒出顶层设计蓝图。

实际上,近年来,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推动下,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在内的中部六省已成为全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从“崛起”到“高质量发展”中部六省排名,中部地区将迎来新发展格局下的全面升级。

值得关注的是,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部六省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意见》的发布有何深意?中部六省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一极”?针对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以及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级高级研究员李佩珈。

《金融时报》记者:中部崛起战略实施15年后,《意见》的出台有何深意?从“崛起”到“高质量发展”,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徐洪才:2006年出台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有其特殊背景,当时中部地区经济下滑现象比较明显,有专家学者认为出现了“中部塌陷”现象。当时为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发展,变中部地区比较优势为发展优势,国家提出“三基地一枢纽”(即全国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部崛起取得实质性成效。特别是省会城市经济增长纷纷画出漂亮的“向上曲线”:武汉经济总量常年居全国前十;长沙经济总量于2017年首破万亿元;郑州则在2018年挺进千万人口和万亿元经济总量的“双料”队列。

然而,应当看到的是,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高质量发展。《意见》提出了未来中部地区发展的“五个坚持”,立意深远,勾勒出中部高质量发展的方略,是“十四五”时期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可以看到,这“五个坚持”实际上是围绕五大新发展理念而展开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将共同促进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效益将大幅提高,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金融时报》记者: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部六省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李佩珈: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对于打造南北呼应、东西交融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依托低成本优势加快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双重压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疏通国内产业发展循环,也有利于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当前,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正当时。

一方面,作为我国黄河文明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连接地,中部地区不仅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文化优势,更具有资源要素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等比较优势,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解决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也有利于发挥其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深化各区域战略的协同联动,促进各区域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协同发展。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正处于“腾笼换鸟”的关键时期,加快部分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中部地区占据全国10.7%的土地,承载了全国28%的人口,是我国最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区,也是近年来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这为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在“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转型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部地区部分省市能源消耗位居全国前列,绿色转型要求更加迫切。与此同时中部六省排名,考虑到中部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更加突出,加快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金融时报》记者: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部六省域内经济联系紧密度、融合度仍有待提高。在《意见》提出的“五个坚持”中,坚持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突出体现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对此您怎么看?

李佩珈: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矛盾之一,中部地区这一问题更加明显,突出表现为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和区域协调联动机制有待加强。

数据显示,2020年,中部六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769元/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189元/年)。从排名来看,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的排名(第12位和24位之间)低于其经济规模在全国的排名(第5位至第21位之间)。

当从“崛起”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紧密六省间的联系,加强中部地区市场、产业、交通的一体化布局,将成为打开新局面的关键点。

接下来,一是要坚持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同性。中部地区要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互促共进,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大力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支持武汉等都市圈建设,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完善城市功能。

二是要坚持共享发展,着力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着力补齐公共卫生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短板。

《金融时报》记者:展望未来,中部六省是否会成为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增长“新一极”?

徐洪才:这是很有可能的。《意见》的发布与中央此前一系列部署一脉相承。“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经过多年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体制机制优势逐渐减弱,而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软硬件环境大大改善,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说是“吹动了一潭春水”,中部地区多层次、多样性合作机制加速构建,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去年,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四省会城市共同签署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高质量协同发展行动方案》等系列文件,达成14项合作事项。可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交通互联、市场融通、产业创新、生态发展等领域不断刷新合作共赢的纪录。目前,沿江高铁、武广高铁复线、呼南高铁等一批重点铁路交通项目顺利推进,四省会城市数据资源中心实现了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互联互通。

打造经济增长“新一极”,中部地区具有区位、交通、人口和市场的优势。从“崛起”到“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中部地区要跨越传统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关键。这就要求中部省份打破地方本位主义,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进一步找准定位,发挥自身优势,在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上配置要素,提高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湖北省根据《意见》精神并结合实际,提出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规划。其中特别提到,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深化与湖南、江西两省合作,赋能完善三省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汉江生态经济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淮河生态经济带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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