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分享】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

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回应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又要适应中国内地本身的学术语境。现代学术机构对研究的推动有目共睹(特别是大型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和召开),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结果是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的研究无形中被淡化了,因而也影响到整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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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志田,笔名罗厚立,1952年生,四川成都人。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后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1987年留学美国。先后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余英时先生。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本段与下段,参见傅斯年的一份残稿,大概是为一本普及字母书所写的序言,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该所整理人士代命名为《作者、环境与其他》,并大致确定文章约撰写于1923或1924年。感谢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按Milieu本法语,已成英语中的外来词,其最接近的指谓或是Setting,兼具Environment,Scene,Background,Surroundings,Situation等义,大致即傅斯年在此文中所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这时空两义的集合。

如果作品所述的故事具有“古今一贯”的超时空意味,则后人大致能了解;若其所述是“局促于一种人或一时代的题目”,则即使“好古的博物君子”也可能难以索解。傅先生在以《论语》和《诗经》的内容为例后总结说:“《论语》对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环境是窄的;《诗经》的对手方是人人,他的环境是个个的。所以《诗经》虽然为是韵文的原故,字句已不如常言,尚可大多数了然。而《论语》的精华或糟粕,已有好些随鲁国当年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情状而消散。”

该文大约是为一本普及字母书(作者可能是吴稚晖)所写的序言,故行文力求通俗,庄谐并出,然正如傅斯年所说,“这里边的意思也不会不庄重”。其实傅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睿见,即作品的接受者,也就是他所说的“对手方”,常可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承。进而言之,“对手方”不仅影响作品的传承,它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着专业知识的建构。

(2)参见罗志田:《学术的“对手方”》,《历史研究》2004年4期。

简言之,学术作品的读者也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然而,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即接受者)对“知识”建构的参与和作用,以及对学术传统的形成之影响,是我们过去相对忽视而又非常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今日一般所说的学术作品,大概属于傅斯年所说“对手方”有限而“局促于一种人”的范围,但这是相对于广泛的“人人”而言;实际上,任何具体学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可以相当宽泛,而且可能是多重的或歧义的。

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回应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又要适应中国内地本身的学术语境。尽管我们今日的学术作品从思考的概念、使用的术语、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论文、评述、书评和专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是,西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同是“西式”的研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

都较多针对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东亚研究的现状(后两者也涉及西方对“世界史”的整体认知),不一定都特别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

(3)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R.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三书现在似都有中译本。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的合影

(4)一个典型的代表是英国史家汤普森(E.P.Thompson),他对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现已有中译本(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5)这个问题牵涉甚广中国近代新闻史论文,可能相当一些人不会同意。现试举一例:清季士人曾以历代史书为帝王家谱而反对“断代”,许之衡约在1905年即说,“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受迁之迹焉。史公固知其意,故《史记》不断代”(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这里可以说有着明确的“国家民族”观念的影响,且从此角度代司马迁立言。许多民国史家也曾继承了“断世”而不“断代”之说,但后来确实无意之中“回归”到新史学之前的“断代”倾向,故到20世纪50年代仍在提倡“打破王朝体系”,可知此前并未能真正否定。近年上海一出版社更在重印所谓“经典的”断代史丛书,尤可见非“国家民族”的王朝体系这一传统之有力。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通史与断代史的持续竞争,我会另文详论。

又如柯文(Paul Cohen)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1],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然而正如柯文所说,他写该书时“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他们阅读此书,好像“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谈话’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谈多年,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他也曾担心“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后来因看到“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离”而“终于打消疑虑”。[1](《中文版前言》P1-2)

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译本出版十五年的后见之明看,我没有柯文教授那么乐观。尽管该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但就像李大钊曾说的:“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2](《再论问题与主义》P230)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支持或反对傅斯年关于“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提法,便率多视为口号,却很少认真审视作者之原意;不少今人援引“在中国发现历史”亦颇类此,故此语流通传播虽广,其“形象”倒还真有些模糊。

从我看到的国人对该书的接收和反应看,不少中国读者不仅未曾有意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有时无意中反倒从中国史家的立场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该书译者林同奇教授在《译者代序》中曾特别申论“移情”的作用,[1](《译者代序》P17-21)我们有些读者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解读,就比较接近“移情”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本意。

一方面,确如柯文所说,“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西方史家曾试图“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换言之,中国史家的中国史研究也不够“中国”,在基本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层面,与柯文等“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并无大异;不过是从各种“局外人观点”中选择了某些部分而已。

[1](《序言》P1)

(6)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21-29页。

不过,任何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虽可能无形而实相当深远,对史学而言,资料、专门知识、学者习惯、学术传承、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学术传统的形成,特别是一定时期内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的制约甚大。而柯文所见“两个世界”曾经“相互隔离”的时间对任何个体学人而言其实很长,在此隔离期积累而成的学术传统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时间会更长,故其改变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有形的“隔离”即使全不存在,无形的难以“沟通”还会持续相当的时日。在努力沟通对话的同时,也要觉察到从“问题意识”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的既存差异。

(7)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近年一些的新探索可参见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3-108页。

(8)全文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595页。

(10)这在全国性学会的组成上体现得最明显,1919年后的历史有中国现代史学会,此前的80年过去定为“近代史”,却迄今没有一个“中国近代史学会”,而只有分立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三个学会。现代学术机构对研究的推动有目共睹(特别是大型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和召开),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结果是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的研究无形中被淡化了,因而也影响到整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11)在一定程度上,不论是否“优良”的学术传统一旦中断,学术积累便虽有而亦似无,其实也就失去了今日中国大陆特别凸显的“创新”的基础,最容易造成某种“非驴非马”的后果。

(12)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

(13)John K.Fairbank,“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idem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57-75.

(14)例如,崔述的被“埋没”就是一个“最佳例证”。参见Arthur W.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收入《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442页。

我这里决非提倡什么“中国人自身的中国史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研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几乎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更多参考非汉语世界的中国研究成果,包括其研究的结论和探索的取向。重要的是在具体研究中更进一步地与外国同行真正进行“对话”,而不是将国外研究作为“通货”一样进行“流通”。实际上,异文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这恰可能是“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济很早就从学理上论证了异国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他多年来一直提倡一种对某一“文化”的双语互证研究模式,惜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15)Chi Li,“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17:4(Feb.1922),pp.325-329,此文承徐亮工先生代向李光谟先生请益,蒙李先生赐赠,特此一并致谢!

40年后,李济再次对西方学者说,他当年论文的主旨是:“要想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首先需要对中国文字有透彻的了解。”针对有些西方汉学家以为“无需对中国文字有足够的知识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文明”这一观点,李济提出,像“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这样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参与者“应达到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学会用中国话和中国文字去思考;其次,他必须能用中国语言文字客观地内省自己的思维过程,并用他同样熟悉的另一种语言文字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3](《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P286,296,298-299)

[3](《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P284)

(16)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22),收入其《安阳》,284页。按此文是前引李济文修订本的中译,两者颇有不相同处,关于“双语互证”的问题修订本仅点到为止,语焉不详。

(17)Chi Li,“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17:4(Feb.1922),p.326.

进而言之,颜师古早就提出“古今异言,方俗殊语”的见解。

[4](第2册,P2)

(18)参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240-241、347页。

(19)参见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

(20)参阅David Lowenthal,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21)参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164页。并参考William H.Sewell,Jr.,“Geertz,Cultural Systems,and History:From Synchrony to Transformation,”in Sherry B.Ortner,ed.,The Fate of Culture:Geertz and Beyo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37-38.

马克思曾说,19世纪中叶的法国小农“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5](《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P693)或者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已逝的往昔其实是无语的,它不能在后人的时代中表述自己,它只能被后人表述。

(22)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

(23)按柯文原书名为“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本也可译为“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24)柯文:《前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页。

(25)例如,当我们说学术或史学怎样分类甚至是否应当分类时,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试图考察特定历史阶段或长程历史时段中学术实际是否分类或怎样分类时,我们探讨的是“他们的”问题。这样的人我之分若不在研究者的意识层面充分明确,便很可能会以“我们的”问题替代“他们的”问题中国近代新闻史论文,实际上是压抑了无语的往昔。参见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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